但是明確的數字政見卻隱含著許多的問題，如果處理不慎，對當選人或是國家皆不是件好事。就當選人而言，在全球化的環境中，一個國家社會的問題往往會受到全球經濟政治的影響，清楚的數字政見，很容易將自己逼到牆角，如果無法實現（C2 > C1），那連任之路就會非常的辛苦。從行銷學的觀點來看，這就是所謂的期望管理問題，一個消費者是否滿意一個產品或服務，不是只有看該產品或服務好或不好而已，而是要比對買之前，賣方所創造的期望（C2），如果在購買前賣方將消費者的期望值（C2）創造得太高，再好的產品或服務（C1）有時候也很難達到原先的期望，因而造成消費者無法完全被滿足。所以，具高度吸引力的廣告或許可以吸引消費者第一次購買，但是同時間也有可能讓顧客滿意的任務更難達成，如果不符合期望（C2 > C1），消費者對該品牌的信任（C3）就會受影響，因此就不會有第二次購買的可能。
對國家而言，選擇性數字政見也常常會產生許多不好的後遺症。相信許多上班族應該或多或少有一些為了達成KPI要求的不好經驗，有時候，為了達成KPI指標，只好無所不用其極的來創造KPI數字。比如說，大學為了提升老師的研究產能，規定老師每年必須出一本書，但是，要出一本書有很困難嗎？我想重點是這本書是不是有用、有價值， 一本有用有價值的書可能抵得過上千上萬本書。近年來學術界爭議的SSCI、SCI、世界百大的指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，如果學術界的研究人員只為了發表SSCI或SCI的文章而發表，完全不考慮這些文章對台灣或人類社會貢獻為何？那麼台灣需要這些SSCI或SCI的文章做什麼用呢？業務人員為了創造銷售數字的KPI，常常會想辦法利用存貨沖銷或甚至價格欺騙的方式來達成銷售的KPI指標。一般的工作是如此了，更何況是國家大事呢？一般而言，如果為了追求經濟的高度成長，國家往往必須更依靠資本家，從事全球化的佈局，但是，這樣的政策也更容易產生產業空洞化與貧富不均的問題，因此如果政見中只有經濟成長率的要求，政府為了達成該指標，往往也會犧牲其他面項的需求，很多時候熊與魚是不可兼得的。選擇性的數字政見也會造成政府施政的短視行為，例如，為了盡速降低失業率，大量拋出短期性質的工作機會，甚至鼓勵返校就讀以增加自願性失業（非自願性失業才計入失業率中），或者是為了提升生育率只知道強調補助多少錢，完全不去思考如何提供一個讓年輕人更適合養兒育女的環境，這些行為對台灣長期的發展皆不一定是好的。
國家的領導人是必須權衡利弊得失與全民共識，來做最適當的選擇，選擇性的數字政見反而限制了政策的自由度，只為數字目標，而不擇手段。數字指標雖然是可以用來幫忙政府審視政策執行結果，但是每單一指標皆有使用上的限制，就算要用這些指標也要多方參考各種指標權衡各個面項，才能看出政策執行的效果，選擇少數幾個指標來當成政見的訴求，無形中會促使當選人必須在執政的過程中，非常短視的為了達成這些承諾，而犧牲了未提到的指標，這對台灣整體的發展並不是最好的。
所以選舉的政見應該是要著重在政策願景的訴求，候選人當然需要談一些政策目標，細部的政見綱領或許可以說明一些質性或量化指標，當選執政之後也應該針對這些指標提出一些分析檢討，但是絕對不應只選擇性的提出幾個數字指標做為政見主軸，這對候選人或國家往往是不利的。許多人會問，如果候選人可以在選舉時提出多元詳細的數字指標做為政見訴求，是不是就可以解決以上的疑慮呢？理論上是可以的，但是當候選人提出全面性多元指標做為選舉政見時，他/她的政見主軸也會變得相當模糊不清，一般選民並無法清楚瞭解政策的意義與目的，因此C2的成本也不能順利解決，造成大部分選民更不知道如何選擇。另外，國際環境變化多端，太早確立細部的指標，可能會讓施政靈活度更受限，一般企業雖然也從事長期規劃，但是每年年底一定也會檢討修正相關指標目的，企業是如此更何況是國家呢？
